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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频道

我希望“五四”只属于文学

时间:2016年02月04日 信息来源:互联网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五四”不仅是北大的五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五四,当然“五四”也是“我们的”五四!这里所指的是“五四精神”吧。对此我有点蒙,因为小时候学过“中国社会发展简史”,我一直认为五四就是“历史”上的一件“事儿”而已,一群学生出于爱国,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后来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开篇就是“五四”,我就固执地认为五四是文学的五四,那阵子文学“为人生”或“为艺术”很是兴旺发达……我没有想到历史上的“五四”也会是“我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深究过“五四”精神,或者说那些精英那些事儿那些历史帷幕背后的颠三倒四……或许很多人都亦如我吧?把五四简化成文学和浪漫的代名词?!
   认真思考五四,是因为在自己的文学史研究范围内要搞明白一个思想史的话题:五四是不是逻辑性地导向“文革”?这是近年来在文化反思领域颇为流行的一个疑惑。来源好像是林毓生,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43页)中重新延展了这一论断,顾彬在论述郭沫若“偶像破坏”和“自我崇拜”时谈到了五四“个性解放”对“超人”的接受,“伴随着如‘打倒孔家店’之类口号——导致了对人的力量不断升级的信仰”,所以,郭沫若致力于创新的精神“向法西斯和社会主义思想都敞开了怀抱,在领袖崇拜中被推向高峰”(P49)。
   这一思路也正好借着艾恺所谓的“全球化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风起云涌,迎合了当下国家意识形态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强调;迎合了人们为经济高歌猛进下的人文滑落、精神恐慌寻医问药的内在心理——向西方委屈求全学习了一个世纪“现代化”,猛然间发现我们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等生死,齐物我”思想竟然是“吃够了现代化苦头”的西方也追慕的真理,我们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认同感冉冉升起;同时,经济的增长也为我们的心理走强做了后盾,温饱后的我们开始做起了大国强国的梦想……,基于此,反中国传统的五四还是有意义的吗?
   反思,是一个民族前行中必备的素质,需要勇气和大气,不思反省的民族是可怕的、盲目自大的,它和一个民族惯于遗忘丑陋和伤疤、洋洋然做着土谷祠里的发家梦一样可怕!后人品评先驱者不是为了显得自己更为高明,品评是为了清理当下的思路。
   中国的危机一直被认为是文化性的,这种认识从梁启超始,到五四达致极致,而且影响深远达今。这一点从新文学发生的历史因缘可以看出其来龙去脉。历史上,文学是文人仕进的必由之路,文字功夫是要通过读书走进官场的人的看家本领,科举制度的八股文那就是做文章,有戏辞曰“三篇文章做得好,万岁称赞”。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把文学的地位提高到如此。但无论多么高,文章只是文人仕进的敲门砖,并非治国安邦之工具。可是到了近代,风水变了,从“器物”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到“政治制度与民主学说”变革层面的“百日维新”,近代变革富强的尝试遭遇了一次次挫扼。维新变法失利后,康梁逃难日本,真正处身异域发达的科技、政治、文化中,一代知识学人认识到我们不仅仅器物、政体不如人,教育、学术、文化似乎都不如人。要使中国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只有改良经济或政体是无效的,必须“开启民智”、实行“新民”,那代人找到的“利器”就是文学,因为文学便于传播到大众中去。于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启蒙思潮出现了。而科举制的废除,正像一架助推器,将中国士大夫推离原有轨道,使得广大读书人赖以生存的升迁管道断绝了,大量旧读书人被抛掷出来成为自由流动的群体,逐渐游离了儒家正统及官方意识形态,渐成气候的新思想提供给他们一个生存和成功的新阶梯,吸引许多前途未定的年青人尝试在新的人生轨道上运行。新兴的报刊业开始推行了稿费制度,这里成为文人积聚谋生和实现自我的新的战场。近代知识分子在和媒体的亲和中,无意间完成了另一次身份转换,他们从自由文人主体,转变为创作和传播兼任的文化启蒙主体。文学就这样递升为“经国之大业”,小说“借东风”摇身一变从文体边缘递升为“文学之最上乘”,诗歌、散文、戏剧领域的创新也与文化启蒙的理想息息相关。在当时,对一个有使命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来说,传播新文化比创造新文化更为紧迫,这种对中国危机的“文化论”思想至五四前后更为强烈,胡适、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等等五四人的学科转向正由于此,他们纷纷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经营,从“专门之师”转而为“国人之师”,以文学作为“经世致用”的文化启蒙的工具。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仍然是从文化危机的思路出发,针对中国文化出现的断裂,学界提出了“反思五四”的命题。在20世纪末“反思五四”,绝对不是一个凭空的“伪命题”。那么,我们首先接触到的问题是,什么文化断裂了?启蒙主义者认为“文革”造成了现代性即五四导入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断裂,使得几代知识分子的缔造现代人文精神的尝试在“造神运动”中毁于一旦;传统文化坚守者认为五四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一个缺乏民族认同感的民族是危险的,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真正现代化必须借重儒学传统。在我看来,五四启蒙主义者也并非绝对的“断裂派”,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学衡派也并非真正死板的“保守派”。对于一个国族来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然应该是连续绵延的,有的时候出于民族认同意识更加强调统合性,有的时候出于改造旧文化的目的更加强调异质性,但只要民族在,谈不上真正的断裂;在相互指责“断裂”的时候,更不应该只纠缠于传统或现代的分界,那也并非泾渭分明,例如当我们讨论一个小说中的女性温婉慈爱、勤谨持家时,我们会说她具有中国传统美德,那么,是否西方就不存在这样的女性?是否现代女性就没有这种美德?所以,我认为,面对所谓的“断裂”,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什么当断,什么当断不断,什么该传却断了。其实,在“五四”与“文革”的连线中,我们忽略了二者在文化“反叛和重建”上本质的不同。“文革”的出现究竟是五四文化批判精神导致的恶果,还是文化批判精神的不彻底所造成的封建主义思想毒瘤恶性膨胀的结果?
   从文学的价值观而言,五四以来,文学在一路追随启蒙与救亡的实现,这种文学对于历史功利性或者说历史现代性的切迫追求使得后来的批评者认为,正是功利性的文学观导致了文学最终堕落为文革时期政治的附庸奴婢和帮凶。从思想性、文学性价值强调谈,过于激烈的启蒙主义文学如果放弃了它细致入微的心灵呵护和审美意蕴,放弃它的审美现代性诉求,只强调其历史同构性功利价值,必然会造成对文学的深重伤害,这一点是被当代文学史所印证的了。五四文学的创新性价值一个方面是对文学功利性的着重推崇,而那个阶段的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也极具先锋性,鲁迅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对接在思想现代性和艺术现代性上都绝不逊色于后来者。但毋庸置疑,五四文学更加强调的是文化性和思想性,在“为人生”的启蒙热望下对艺术性的疏淡自不能免,但文革文学却是把政治性、革命性奉为尚方宝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文学是延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它也有一个从“工农兵文学”向“共和国文学”的转型,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和延安思想意识形态不期相遇、永远守持“农民世界观”不变的赵树理为什么在建国后跟不上步子,成了“中间人物论”者,也就不能理解“共和国文学”怎么到了“文革文学”。
   我更想追问的问题是,中国的危机仅仅是“文化性”的吗?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什么事不是拿文化开刀!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反思五四和文革,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应该绕过的话题。在“文革”专制下,知识分子曾经被活剥了“文化的外衣”。针对于此,王尧先生在《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书则在思想的手术台上,从另一立意出发再次脱下知识分子“文化的外套”,解剖那些畸形时代的魂灵;而我想说的一层意思是,“文革”是不是像中国许多事情一样“借”了“文化的外套”?我认为,“文革”的最厉害之处不仅在于它“脱去文化的外套”,还在于它借用了“文化的外套”而乔装打扮,最终败坏了文化的声誉。“文化大革命”似乎就成了文化的罪,现在我们在连线五四与文革时,有学者就是从二者同样反传统文化这一点立论的。这种为文化定罪的立论麻痹了我们探寻危机或失误根源的神经。
   回到老话题,我们还是想看一看五四是“谁的五四”,看看在启蒙者和反启蒙者的各执一词中还有哪些段落的风景值得记取。
   当我们不再阅读历史书和文学书上的二手资料,而是自己在五四时代的刊物中摸爬一下的话,会惊讶的发现:五四,是政治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是思想的五四,也是文学的五四;是新生事物的五四,也是传统文化的五四;是文学家的五四,也是商业家的五四;是文化的五四,也是体制的五四……,无论是激进还是颓废,无论是变革还是保守,无论是洋化新潮还是东方主义,他们总能在那个时代找到自己的话语空间,并游刃有余地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力,或者说,那个时代的各色人等都能“没心没肺”地对社会、对时事发言。总之,那并不是一个单纯政治的、必然导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五四;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火烧赵家楼、声讨卖国贼的爱国主义的五四;也不是一个单纯“西化”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也不是一个新青年登高一呼摧枯拉朽、旧思想呼啦啦大厦倾的五四;也不是一个单纯倡导白话、“作诗如作文”的文学革命的五四……而是一个真正多元的、或者说因为宽容所以多元的时代。
   回头看历史,我们应该胸怀坦荡地承认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到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期间曾经温和的“民主”“人权”的探索从未间断。单就那次五四爱国主义学生运动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被政府最终镇压下去的学潮——把握不好,它就有了另一个名字,暴乱或动乱——那一批支持者,即那一批在大学里“吃闲饭”的知识分子还处处被尊重、有面子得不得了,是多么让人奇怪!甚至,社会并没有因为这些人曾经是学潮或动乱的支持者就立时和他们划清界限,让他们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无处遁身,多么奇怪!甚至这些知识者本身根本就“不思悔改”,也不流亡海外,依然一边拿着政府的津贴,一边在各大刊物上发表言论,理直气壮地批判镇压学生的政府(这不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来骂娘嘛?鲁迅不就吃了一辈子皇粮、骂了一辈子政府吗?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但他还是常常拒绝“沉默”。),多么奇怪!那些大学校务委员和教授对学生监管不力,造成如此大的动作,竟不远身避祸,却“耀武扬威”找上门来拍着桌子问当局要学生,公然参加悼念活动,竟然也没有政府清查他们,多么奇怪!那些知识者在对待学生闹事、冲击政府要员的态度上多么不同,但是他们在一点上永远是战友,即尊重公共话语空间的潜规则,关注时政,批判时政,成就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杂文时代”!——这是多么奇怪的卖国求荣的无能政府! 
   或许这一些并不是我们能用“文学的兴衰总是与政治的兴亡背着”来解释的,我们也许真的把北洋政府妖魔化了?难道这个弱政府“纵容”了一个大社会?当然我们也不必再走向认同的另一极,认为那个时代是“天堂”——五四运动前后那段岁月,我并不认为如文史学者傅国涌在《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中所言是“值得生活、非常有魅力的时代”,其实孔庆东在《1921 谁主沉浮·后记》里也曾表达过大致相同的意思:“我很想生活在1921年,不论当一个革命者、一个艺术家、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军阀、一个商人、一个政客,似乎都挺有滋味的。即使做一个愚民,惨死于地震、洪水、饥饿、炮火,好像也并非有多么不幸。”(《1921 谁主沉浮》,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类似的表述让我颇受感染,是的,那是个乱世,但那是个出枭雄也出文雄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为美好的未来高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旗帜,那个时代滋养出近现代以来唯一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作家,那个时代的商业精英对文化对知识的敬重是后世拿了博士文凭的大商也无法相比的,那个时代的政客在初成的宪法、国会和内阁的框架下似乎历史上第一次不敢说“皇权神授”……但是,如果因为“五四”的多元被遮蔽,五四的风采被涂鸦,五四的真精神被篡改,就认为五四时代“好到天边儿去了”,那或许又暴露了知识者的天真吧?把它做了“梦中情人”无疑是隔着历史尘埃的雾里看花。
   阅读《重回“五四”起跑线》使我稍稍了解什么是五四、什么是现代的涵义。我明白了,无论出世还是入世,都不应该忘掉尘世,不应该把理想建在天堂,一定要建在人间,建在中国坚实的大地上,看准了现实缺什么就“拿来”什么,多什么就“送去”什么。当然,就五四而言,拿来与送去之间也有许多失误,有些地方矫枉过正,有些地方用力不够,《新青年》在第一期《敬告青年》中呼吁“人权,平等,自由”,直到今天有学者还认为新时期刚刚解冻时的1980年所谓的“西单民主墙”形式,不仅是在支持四个现代化,也是在“呼吁第五个现代化,即加强民主建设”(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305)!由此我想到“国情说”。我一向对“国情论”麻木,缺乏深入的思考,更从不打算辩难。但有些学者一直清醒很多问题是被“国情论”搪塞过去了,例如李新宇的《“特别国情论”小史》(载《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2期)就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在不该“国情论”的地方拿它当了遮羞布,在该“国情论”的时候却恰恰忘记了。
   五四为什么被装裱成各色匾额?“五四”真累了,它本来是要抖落掉历史的重负,为中华民族的前行装上“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双翼,不料想却又负载了更多的历史言说,这些“言说”或许会压断了“五四的脊梁”,或许能促它执著前行?又一个“五四”过去了,作为一个读书人,我非常感恩于国泰民安;又一个“端午”也过去了,它却只剩下了一枚粽子的时尚言说!一个被消费文化思潮巨大的消融性所占据的时代哦——在说出这句话时,我却又在想: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又拿消费文化做了替罪羊?物质享有本身并没有错!私下总有一种感觉,一个知识分子分化与重组的时候到来了,就像20世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时候一样,我们由观察各方的行状来观察这个社会的转型,或许这是一个绝好的历史时刻。
   作为一个侍弄文学为业的人,我当然希望“五四”只是文学的五四——单就文学来说,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社团林立旗帜各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豪放激进婉约颓废,语言实践文体探索……或许某一天,我们的“五四”真的只是属于文学,浪漫而激越,正如我一如既往所信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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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轶 编辑:网站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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